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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1日，广州南沙。

    国内三大动力装备供货商之一东方电气设在这里的大型核电设备制造基地（东方重机），为福清核电站2号机组承制的巨型蒸汽发生器已经完工，正装箱发货；跟这个庞然大物同时发出的，还有一套被称为“合格性文件”的全过程制造记录，装了满满一卡车。

    这不是一个特例。

    事实上，对核电设备而言，合格性文件就是它的“身份证”。大到反应堆压力容器、稳压器、主泵，小到一个封头、一支螺栓、一颗螺丝钉，在它们成为产品的每一节点，都有详尽的记录，以保证其制造全过程都可追溯；这份记录跟随它们出厂、安装、运行，直到其寿命终结。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发出的货本身只装了一小箱，而跟随它的“合格性文件”却得用汽车才能拉走。在核电业界，这样的“小题大做”，这样的“大费周章”，都是必须、必行、必然。

    什么是核安全？核安全是一种什么样的安全？这些或许可作答案。

    搞核能的特别辛苦，因为必须从头到尾暴露在“阳光”之下

    过程控制是核安全质保体系的精髓所在。

    核安全跟其他生产安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多位核电业界人士在被问到这一问题时，不约而同地道出了“过程控制”——在其他工业领域，虽然也有流水线上的抽查、检测之类，但只有终端检查是“要命”的：一次合格率当然越高越好，但最终产品合格就“一好百好”；核电则不然，项目论证、设计、施工建造、设备研制、运行……所有环节都被置于严密的安全监控之下，而且对项目、对业主，每一环节都生死攸关。

    北京北郊，被称为“200号”的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昌平基地，我国核能人才的“摇篮”，也是新一代高温气冷堆10兆瓦实验堆的站址所在。

    “核能从头脑里的一个想法变成现实”，其间要经过多少道安全审查，每一道审查都意味着什么，“这么多年都是被审查对象”的张作义院长“深知它的厉害”。

    用他的话来讲：“搞核能的特别辛苦，因为必须从头到尾暴露在阳光之下。”“阳光”指的就是核安全局监管。

    核安全局代表国家，保护公众利益。“对他而言，我不管你反应堆建成建不成，什么时候建成，我的责任是保护公众。”所以在业界看来，“跟核安全局没有道理可讲，因为他做事很简单，他所做每一件事，都有一本厚厚的法规作依据，而这些法规是从美国、从全世界吸纳过来的”。我们国家在管理上完全跟国际接轨，最早是核安全监管。整个系统，从法规，到审查步骤、所用标准，全部向美国核管会看齐。

    核安全监管厉害在哪？

    所谓“过程控制”，就是除了“头脑里的那个想法”之外，涵盖付诸实施的所有环节。从选厂址开始，到开工、设备安装调试、装核燃料……直到商业运行，“每一阶段都来审查，每一段审查都超过一年，都是几百个人围着你提问，每次提的问题都超过1000个”。

    张作义举例说，这次高温堆安全许可证审查时，核安全局一共提了2000多个问题。而且，“问题没有任何边界，他可以随便乱问，但你回答问题就不能随便乱说了”——必须书面回答，而且得有实验数据验证。“回答他一个问题，比我们写篇论文发表在国际刊物上还要费劲。”

    张作义形象地比喻，这样的监管，等于你每天做什么都得告诉他，你家进多少钱、出多少钱、买什么都得告诉他；你家所有大的活动他都在场，随时可以住在你家，事先并不通知你。“从开堆，到作一个什么小的改动，都要书面申请。”如果不申请被抓到了，对不起，吊销你的执照。

    按照这一套来执行，说“核安全臻于工业安全的顶尖级别”，毫不为过。但它同时带来高昂的监督成本，需要大量人、财、物和时间投入。鉴于核电特殊性，不得不然，世界各国概莫能外。

    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核安全文化”

    跟这套几乎“蛮不讲理”的监管相适应，在核电业界，“核安全文化”被最广泛地提及并系统性执行。

    核安全文化，由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提出。说它是文化，因为它在强制性介入的基本面之外，还有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特性。而且，跟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许多传统做法格格不入，自成体系。

    比如，今年2月在杭州召开的“三代核电AP/CAP合格供应商年会”上，有专家提到我们工业体制内“样机做得很好，一批量化就完蛋”的弊端，是跟传统文化中程序缺失、随意性强密不可分的。

    核安全文化讲究“凡事都不能变通”。东方重机有“四个凡事”，东方重机副总经理唐伟解释：凡事有章可循，即一切按章程办，毫无商量余地；凡事有据可查，即每一环节都有记录，全过程都可追溯；凡事有人负责，一个人可以管几件事，但决不可几个人管一件事；凡事有人监督，在自律的基础上，一切行为都是受监督、可控的。在中广核大亚湾核电基地，“一切按程序办事”“一次把事情做好”，已经成为企业基因，深入每一员工的骨髓。“安全永远置于最高优先位置，这一地位不受生产进度和经济效益的制约和影响。”中广核副总经理郑东山如是说。

    核安全文化，已经造就了对核安全唯一性、特殊性的“敬畏”，对核安全程序无条件的“顺从”，在不确定时立即停止的“质疑”，以及一系列“严格到苛刻、细化到极致”的质量管控做法。这些，在中核、中广核、中电投三大核电业主，在国内所有在役、在建核电站，在所有核电供应商，都可以时时、处处看到。

    这些，也保证了迄今为止我国核电运营的高水准。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核集团所属核电厂已有近70堆年的安全运行业绩，处于国际中上水平；其多项指标达到或超过世界核运营者协会（WANO）公布指标，居国际先进水平。而中广核大亚湾核电基地2011年与WANO的9项关键指标比对，在运机组在总共45项指标中有28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中1号机组9项全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法国电力公司（EDF）举办的历届国际64台同类型核电机组安全业绩挑战赛中，大亚湾已累计获27项次第一名，2011年度再获“能力因子”和“核安全/自动停堆”?两项最关键指标第一。

    核安全可被知：公众的“定心丸”

    业界孜孜以求、把安全做到极致，但公众对核能不了解、不理解，甚至“恐核”的，仍有相当大比重。尤其是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反核的声音更易引发社会共鸣，“核电不受待见”已成业内共同的心痛。中国核电健康发展，首先要过公众心理关口。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坦承，“公众心理关难过”，责任不能完全推给大众无知，这也决非一般意义上的核电科普所能解决。

    要让公众在福岛事故的痛定思痛之后坦然接受核电，首要一点，核电本身必须是安全的，这一点，业界已经做到优秀；但这种最高级别的安全在业界之外被知道多少呢？业内人士被问到这里，很少有人有底气说“足够”。可见，当前困扰中国核电的最大问题，不在核电本身是否安全，而在于这种安全在多大程度上被公众知晓。

    事实上，三大业主都有做得相当漂亮的核科普读本，国内核电基地的“公众开放日”活动一直以来也从未间断，公众被反复告知“核电是安全的”。但核安全是一种被监管到“毫无隐私”的安全，是一种做到极致的安全，这在业界习以为常，但在业界之外，几乎无人知晓。核安全必须是可被知的，这，才是公众的“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