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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科技人才培养，不仅指向核科学、技术和工程人才，目前更为紧迫的是需强化涉核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

涉核人文包括技术伦理、哲学、历史、语言与文化等人文学科，涉核社会科学包括经济、管理、法律、政治、社会、心理、传播等社会科学。

作为涉核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基础，涉核相关的专门研究机构目前非常少。清华大学等个别院校在其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中，设置了能源政策与产业经济研究室。中国核学会作为涉核领域唯一一家国家级一级学会组织，其30个专业分会全部是工程与技术性质的分会组织，尚无涉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分会。

从专门机构、研究梯队、学会组织、学术期刊等一般用于评判一门学问之学科建制化和专业化程度的尺度来看，目前国内涉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多个领域里都仍旧阙如，还谈不上雏形或成型。

涉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这种状况，与我国核工业创始至今已近70年，以及核工业在国家战略中举足轻重的行业使命和职责都不匹配，涉核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短板非常明显。

鉴于目前涉核人才培养的短板、核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学科支撑，以及风险治理和管理的现实需要，在未来的核科技人才培养中，我们迫切需要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涉核人文与社会科学人才培养。

涉核人文实践走在了教育前面

在涉核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方面，我国核能领域的行业实践远远走在高等教育的前面。我国核电发展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很多与国际接轨的先进做法，这不仅表现在技术和工程领域向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先进国家学习，而且在处理核电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也做了大量尝试。

在1980年代大亚湾建设初期，我国就创设了公共关系处，推动厂务公开透明，负责公众沟通和民意咨询。在2014年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颁布的《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中，列出了核安全文化培育与实践的八项措施，其中第八条规定，“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科普宣传等公众沟通形式，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决策层和管理层应以开放的心态多渠道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并妥善对待和处理利益相关者的各项诉求。”

核工业未来走向哪里？需要人文科学的帮助

核工业项目本身涉及众多不同门类的学科，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多样性。核工业可持续发展不仅涉及到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也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

核工业可持续发展，除了需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知识之外，还需要了解涉核相关的社会认识、行为意图、立场态度、情感偏好、交往互动、社会思潮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科学、人文与社会三种不同学科，具有彼此差异但互补的学科使命和方法论。人文研究指向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仅依靠涉核自然科学的知识，我们将无法回答核工业未来该往什么方向走。

在回答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上，人文社会科学远胜于自然科学。

涉核工业项目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技术系统之一。现代社会不仅对于涉核技术风险的未知因素还很多，而且在处理涉核相关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方面，我们的有效经验储备也不充足。

社会理论家乌利希-贝克（U.Beck）提出现代社会转向风险社会以及与之伴随着政治实践的转型。简言之，就是政治实践的主题从20世纪财富分配的政治，转向了21世纪风险分配的政治。

风险分配中的社会正义问题，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不同群体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技术精英的风险感知和决策多依赖科技理性（基于数据、概率和逻辑），而普通民众的风险感知和决策，多依赖社会理性（基于经验、常识和情感）。

这就意味着，跨界核电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的融合发展，不仅是经济和产业问题，也是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家共同参与并找寻解决方案。

人文科学更有可能创新解决邻避困境

在风险治理中，我们常常混淆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所需知识的不同类型，尤其是表现为对于涉核风险管理中人文与社会知识的忽略。

实际上在未知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里，风险管理者常常是在未知、无知、略知、浅知或假知中工作，除了与涉核技术风险相关的科学技术知识，还需要了解风险决策过程中的权力与权利结构、将决策转化为行动的实践知识和实践理性，行动所处社会的政治规范、文化传统和价值偏好等，这些都是影响风险治理实践成败的因素。

在核技术领域里社会可接受的技术风险究竟是什么，我们并没有一个逻辑的、事实的或科学的指南。

社会可接受的核技术风险始终是社会各方互动的产物。

在涉核风险治理与管理的现实工作中，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更有可能从社会与文化的路径，给予我们创新解决涉核邻避困境的想象力。

核电等涉核工业项目从规划、建设、运营，再到退役，时间跨度百年之久，涉及到好几代人。因而涉核工业项目的风险治理与管理，需要方案的设计者有战略性布局和规划的远景，将判断成本-收益的时间尺度放宽到一个核电项目完整生命周期，也就是80～100年，来考虑厂址周边居民如何能从与涉核工业项目并存的过程中获益。

而且，涉核工业项目与选址地融合发展不仅涉及到共享项目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更意味着全方位形成新的社区关系。

目前最具挑战的是如何超越短期利益补偿的思路，把通过制度缓和邻避困境作为一种管理社区关系的战略，比如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异议协商、共识培育等，从而通过制度的确定性来适应，甚至控制涉核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

有鉴于此，在未来的核科技人才培养中，我们迫切需要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涉核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

因为核工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知识，也同样需要涉核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这三种知识相辅相成，并驾齐驱，才能既回答好核科技是什么（科学问题）和怎么办才有效且高效的问题（工程问题），也回答好在涉核领域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社会与价值问题）。（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